时间：2019-08-13 来源：巴林左旗政府
辽代共建有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城是营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都城，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代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旗林东镇南，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的一颗明珠。1961年，辽上京城址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足以表明辽上京城址的重要价值。
一、文献所地上京城址的营建与废弃
关于辽上京城，宋代人撰写的文献中已有简约的记载。《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一》载：（契丹）“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⑴叶隆礼的《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⑵也有相关记载：“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汉）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⑶、《契丹国志·四京本末》、《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等文献仅仅简单地论及了辽上京城的特点、方位和概况。关于辽上京城的具体情况，还要从《辽史》中去了解。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云：“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中有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太宗援立晋，遣宰相冯道、刘煦等持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
这一段文字记录了辽上京营建的概况。关于辽上京城的平面布局，《辽史》也有专门记载。
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义节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贝圣尼寺，绫锦院、内省司、曲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⑷
这是现知文献中对辽上京城形制布局最为详尽的记载，无疑显得十分简约和含糊不清。因此，后人对上京形制的研究分歧很大，各持己见，难有定论。
《金史·地理志上》记载辽上京城废弃的过程。“临潢府，……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天德三年罢。贞元元年以大定府为北京后，但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大定后罢路，并入大定府路。贞祐二年四月尝侨置于平州（原注：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⑸
依据以上的文献记载，可以将辽上京城的兴废分为四个阶段：1.初创阶段，指建都前；2.兴建都城阶段；3.都城使用阶段；4.城址的废弃阶段。
（一）初创阶段，是指建都前的时期（918年以前）
上京城故地原称“苇甸”。选定作政治中心后，建有“龙眉宫”，通常被称作“西楼”⑹。据史料记载，从唐代中期以来，辽上京故址就一直是契丹迭剌部的主要居地。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成为迭剌部夷离堇，对外征讨接连告捷。天复三年升为契丹总知军国事的于越王，阿保机的领袖地位得到巩固。这时，“西楼”已经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决策中心之一。
阿保机称帝（907年）后，开始在“西楼”营建宫庙，先后建有明王楼、天雄寺和开皇殿等。据《辽史·本记第一·太祖上》记载，太祖称帝第二年（908年）冬十月己亥朔，修建明王楼。第六年（912年），太祖“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不幸的是，第七年三月，叛乱的剌葛、神速姑等人洗劫“西楼”，焚烧了明王楼。太祖很快平定叛乱，于当年八月，又回到“龙眉宫”，处置逆党。于次年“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
从只言片语的文献看，这阶段，尽管迭剌部的权力重心在西楼，但是由于反对势力较强，阿保机真正的根据地可能是在龙化州。阿保机广用汉人，成为于越王之前，于唐天复二年（902年）在潢河之南建龙化州，设开教寺。在唐天复四年（904年）扩修龙化州之东城。称帝第三年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辽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城筑坛登基，正式建国，国号“契丹”。阿保机登基建国，这种特别重要的事情也是在龙化州进行的。由此推知，阿保机此时的政治中心当在龙化州。
（二）兴建上京城阶段（918～938年）
据《辽史·本纪第一·太祖上》记载，神册三年（918年）二月，阿保机开始在选定的都城地点“西楼”，大规模地“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这时，西楼被称为“皇都”，上京城初具规模，并且初步确立了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这可算是上京城营建的开始。
辽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率兵平灭渤海国，使契丹国力大增，随即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营建上京城。实际上，上京的营建主要是天显二年（927年）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进行的。到辽会同元年（938年）六月，太宗“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⑺。至此上京城基本建成。同年十一月，契丹灭后唐得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大辽”，同时将“皇都”改称为“上京”，府曰临潢。辽代历史上第一座都城——上京城开始了近二百年的辉煌。
这时期辽上京城的布局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太宗将皇城建筑由原来以东向为尊改为南向为尊。
《辽史·地理志一》记载，辽上京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辽太宗曾“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准备接受后晋使臣进奉燕云十六州图籍。其用意是要表明依从汉制，一并控制汉族和中原地区的雄心。诚如《辽史·百官志一》所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⑻
薛映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出使大契丹国时，对上京城内如此描述：“……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⑼这似乎说明在上京皇城及大内里的建筑群确有东向和南向之别。
（三）上京都城使用阶段（938～1120年）
史料记载，从会同元年辽上京城建成起直到辽代灭亡，上京城一直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文已经谈过，尽管有东京、南京、西京和中京诸城，都没有动摇上京的中心地位。在“澶渊之盟”背景下建立的中京城虽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契丹人的意识中仍然属于陪都的性质⑽。《辽史·百官志四·南面京官》表述得较为清楚：“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四）上京城逐渐废弃阶段（1120～1230年前后）
《金史》记载，金天铺四年（1120年，即辽天庆十年）春，金兵进攻到辽上京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临督战，克辽上京外城，辽朝留守挞不野率众投降⑿。北宋使臣赵良嗣在金兵克上京后，曾与金太祖阿骨打同观契丹大内，由西偏门入，乘马过五鸾殿、宣政殿等，并在大内的延和楼饮酒庆贺⑿。由此推测金兵入城伊始，辽上京皇城内重要建筑损失不大⒀。天眷元年（1138年），辽上京称谓被取消，改称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以大定府（原辽代中京城）为北京，在原辽上京城旧地只被设为北京临潢路提刑司。文献史料表明，到了金代中期，辽代上京城从一个国都已经沦落为一个与蒙古接壤的边陲小城镇了。
金代大安三年（1211年）即成吉思汗称帝的第六年，成吉思汗决定誓师伐金⒁。次年，蒙古统帅按陈那衍率军东征，收降金朝北边行军谋克契丹人耶律留哥。金贞祐三年（1215年），成吉思汗赐耶律留哥金虎符，为辽王（留哥已于1213年自封为辽王），其中辖有临潢府故地⒂。次年，耶律留哥追剿叛军，“还度辽河，招抚懿州、广宁，徙居临潢府”。后来又围剿叛将喊舍，“徙其民于西楼”。从文献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辽王耶律留哥这时候似乎有意将原辽上京城恢复旧日的繁荣，原辽上京城（即西楼）不断有人迁人，人气较旺。
金兴定四年（1220年），耶律留哥死，其妻“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耶律留哥长子薛阇承袭辽王。金正大七年（1230年）即蒙古国太宗窝阔台执政的第二年，命令辽王薛阇与撒儿台东征，并“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⒃,被撤藩为将。此举显然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断绝辽王复国的念头。也许正是有了这种人为的居民迁徙之举，才导致原辽上京城较为彻底的衰落，逐渐变为废墟，成为蒙古族的游牧之地。
二、辽上京城址的再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金代中期，辽上京城已经衰败成金国的地方小镇了。金代晚期，蒙古人已占领临潢府故地。第二任辽王薛阇被撤藩移镇广宁府以后（1230年），辽上京城址便逐渐沦为废墟，成为了蒙古人的牧场⒄。
从元代以后，辽上京城为世人淡忘了数百年之久。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清代史地学者张穆在踏查巴林旗山川水系时，重新发现了辽上京城址。在其《蒙古游牧记》中明确了辽上京城的具体地理位置：“今巴林东北一百四十里，当乌尔图绰农河会和戈图农河之处，有波罗城，趾周二十里，内有三塔，久毁，疑即古之临潢。”⒅清末学者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经过考证，更改旧说，认同了《蒙古游牧记》的观点，即确定巴林波罗城实即辽上京临潢府故址⒆。李慎儒在《辽代地理志考》中也指出“辽之临潢府，当在内蒙古巴林部”⒇。至此，被淡忘了数百年的辽上京城，又浮出历史的水面。这确实是中国历史学界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
根据清代学者考证的可靠线索，20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古及相关学者率先对辽上京城址给予了关注。1908年和1930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两次到巴林左旗进行考古勘查，认同了我国学者对辽上京城的判定，还对辽上京城内遗迹及其南塔等进行了勘测，并推定辽上京皇城内的石人为观音菩萨像（21）。1912年和1920年，法籍天主教神甫闵宣化（或称牟里）实地考察了赤峰地区的辽代诸城址，结合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断定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一华里的“波罗城”，就是辽代上京故城。“波罗城即为古之上京。盖一因其地有南北二城；二北城高于南城，北有敌楼，南无敌楼，与史志相符；三在二水汇流之处，又距祖州四十里也。”（22）至此，辽代上京故城的地理位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解决了中国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勘查、试掘和初步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又多次对辽上京城进行过考古调查，并进行过专题研究。江上波夫、田村实造、黑田源次、三宅俊成和大内健等都先后勘查过辽上京城址（23）。
1940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发现了所谓的辽上京皇城内瓷窑址，并于1944年与我国学者李文信先生一起进行了发掘，劫掠了8000多瓷片等遗物（25）；同时还发现了城外的南山窑和白音高洛窑（25）。1944年，李文信先生还对上京南塔附近火葬墓群进行了勘察。这是中国学者较早从考古学上对辽上京城址进行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辽上京城又遭到了人为和自然的破坏。1954年，汪宇平先生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调查（26)并清理了上京附近的白音高洛辽墓（27）。郑隆先生随后对辽上京城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遭到破坏的情况表示了关注（28）。鉴于辽上京城址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在文物工作者的关注和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视下，1961年辽上京城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配合保护管理，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辽上京皇城进行了重点勘探，“而对汉城和郛郭的情况未作更多的了解。在皇城的勘探调查工作中，特别着重城墙和城门的建造结构和纵横街道等交通规划的钻探，对城中宫殿、衙署、寺院和作坊等布局设施情况也作了初步了解。”“并选择重点，开探沟两条。此外，还测绘了皇城遗迹平面图和地形图。”时隔30多年，参加勘查的学者于1994年发表了正式的考古勘查报告（29）。这是目前研究辽上京城址最重要的一批考古资料。限于当时的主客观的工作条件，尽管是近年发表的资料，但仍有诸多可商榷之处。
1973年，辽宁文物普查队对辽上京城址也进行了勘测，资料未见报道。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辽上京城进行了航空摄影，利用高科技对辽上京城做一全新的考察（30），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1997年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上京城进行了试掘，共开探方4个，发掘面积80平方米（31）；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再次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全面地勘测、钻探和试掘，绘制了等高线城址实测地貌图，并在皇城南部的正南街上，试掘了一条长20米、宽3米的探沟，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32）。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辽上京皇城和汉城内分别进行了试掘，又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第一手资料（33）。
凭借天时地利，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特别是参加辽上京城址考古勘查工作的学者陆续对上京城进行了初步研究。此外，杨宽、徐苹芳等先生在相关论著中也对辽上京城址提出过较为独到的见解。
王晴先生认为上京有二城，“北曰皇城，南曰汉城”。皇城大体分为外城和内城（大内）。作者为了与文献记载上京“幅圆二十七里”相对照，将皇城和汉城的各自周长和相加，显然是不对的（皇城周长6344米，汉城周长5829米，总长12173米，合计24.34里）。但是文中论及城内现存遗物和历年出土文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如刻有“上京都”字样的陶砚等（34）。这是研究辽上京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李逸友先生认为辽上京城是“仿照中原的营建制度，在城中筑起三大殿，并在皇城之南增筑了汉城，于是全城平面形成日字形”。上京城总周长（皇城和汉城）为8916.9米，合17唐里。认为辽史记载“幅员二十七里”应是“幅员一十七里”之误。并认为城内建筑空间哪处是何官署、府第、寺观、作坊，“在未获得确实证据前，只能是妄加揣测”，如天雄寺的推定等（35）。
李作智先生则认为上京城分皇城和汉城，更名上京前称为内、外城。“其所谓‘郛郭’，即上京之汉城。”“而当时所谓‘子城’，则是指其大内宫城而言。”（36）
张郁先生认为“《辽史》说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这段话说的是郛郭。”并根据考古资料，指出汉城东西两墙的北端与皇城南墙没有连接关系，间距比皇城宽（37）。项春松先生也持相同的认识（38），但是在书中论述与所用的平面示意图明显有矛盾。
杨宽先生认为“上京大体上采用了唐代长安的体制，同时又保留了契丹旧有的礼俗。”“在皇城之南特设汉城，是辽的都城所特有的体制，汉城具有外郭城的性质。”并指出“汉城是特设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族所居之处。横街有楼对峙而下设市肆，这种市楼是用以监督管理市上贸易的，也还仿照中原设‘市楼’管理‘市’的制度。”（39）我们认为，杨宽先生关于辽上京汉城仿中原设市楼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西楼当对峙的市楼之一”和“上京城模仿唐代长安体制”的看法值得商榷。
徐苹芳先生提出“辽上京城形制的最大特点是分南北二城，两城并列。”“从城市规划而言，辽上京也已恢复到一千五百多年以前东周时代的‘两城制’。”（40）这是比较新的认识，基本符合史实。我们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辽上京城确实具有“复古”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曹建华先生等对有关辽上京城的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合，对上京的形制与建筑布局也进行了具体推定。并指出上京南部汉城是重要的经济贸易区，辽上京呈现出“前市后朝”的建筑布局（41）。
四、辽上京城址考古和研究的新进展
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和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这都得益于考古勘查和发掘新资料的刊布。其中以1962年和2001年两次考古勘查和试掘的资料最为重要。
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重点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勘查，报告发表于1994年（42）。这是目前有关辽上京城址考古最为详尽、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我们从中可以准确地了解到辽上京城形制结构、城垣保存状况等基本情况。
1、辽上京城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南北二城组成，北为皇城，南为汉城。皇城城垣平面呈不规则六边形，宫城位于皇城的中北部。
2、上京城的城墙为夯土版筑。皇城城垣一般高出地面6—9米，与《辽史》载“皇城高三丈”基本吻合。皇城东、西、北三面城墙外侧均有马面，共45个，每两座马面之间约相距110米。现存马面最高约13米。
3、城垣：皇城的四面墙中，东墙长1467米；北墙长1485.8米；西墙不是直线，两端向内斜折，北段斜折墙长422米，南段斜折墙长359米，中段直墙长1063.1米；南墙应长1601.7米。总计皇城周长6398.6米。
汉城城墙高约2—4米，不见马面和瓮城等设施。东墙长1290米，西墙长1220米，南墙长1610米，三面共长4120米。
辽上京城的外轮廓，汉城和皇城（不含皇城南墙）总周长为8838.63米，约合唐制十七里左右。这与《辽史》所载辽上京城幅员二十七里不合。
4、城门：南面大顺门被河水冲毁。其余三门遗址仍存，都有圆形瓮城。报告者推测均一个门道，门道宽5.5米左右。
5、道路：皇城内发现了九条道路，三横六纵。其中有出入皇城的主要大街，纵横交织在皇城内。街道多在地表以下20—30厘米，个别深达4米多。道路叠压达三四层之多。
6、“大内”及其建筑基址：“大内”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地势较高。四至没有完全探明，仅北墙保存较好。南部适中探出了一处方形基址，即第147号台基；第147号台基西北有145号和146号台基，均为东向建筑。在“大内”中部，有一条东西向隔墙，墙北为宽约10米的东西横街，将大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大内”横街的北部，以第15号台基为中心，两翼和后部对称分布有9座大型长方形台基，为皇城内最大的一组建筑基址。
此外，报告提供了一些不明确、但很重要的新线索。比如皇城外的城壕问题。发掘者认为皇城外侧，有一条近似护城河的城壕。皇城拱宸门北侧较清楚，距马面外约3米，壕宽14米左右，深约2.5—3.6米。壕内堆积为淤泥和淤沙。这是较为重要的现象，但文中交待不太清楚，需要以后的考古复查和试掘证实。
在皇城南部、西南部高地（所谓西山坡）、宫城东部内都发现了诸多建筑基址。但是，发掘者根据《契丹国志》、《辽史》及其所录《薛映记》的简约记载，对部分建筑基址进行“对号入座”，显然有些画蛇添足，多数经不住推敲。其一，皇城内的街道网络、建筑基址布局等情况没有全面探明，所以，对建筑基址性质的判定，主观臆断的成分太多（况且《辽史》本身记载也未必准确）；其二，发掘者并没有全面考虑建筑基址的层位和时代。辽上京皇城内建筑基址主要存在辽金两个时期。必须排除金代的建筑基址之后，才能谈辽上京皇城内的具体布局问题。
2001年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城址再次进行勘测、钻探和试掘。其中对辽上京城址的勘测和钻探的资料没有发表。对连接皇城南门（大顺门）和大内宫殿区的南北大街进行的试掘（43），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辽上京皇城内大街保存情况和使用状况的了解，并对城内文化堆积有所认识。
通过试掘，基本探明皇城内“正南街”的保存和使用情况。共清理出近10层路面，结合文化内涵可知这条大街修补较为频繁，使用年代较长。依据路基的修建情况和道路两侧房屋的叠压堆积等情况初步推定，这条道路可能有4次较大规模的修筑。其中贴近路基的4层路面和路基均保存较好，路宽9—19米不等。第5层路（L5）有10厘米厚的浅灰色路土硬面，下面基础则以掺和白膏泥的砂石混合土为主体，十分坚硬，类似“三合土”，厚达20多厘米。其路面发现有3条平行的车辙痕迹，十分清楚。第6层路（L6）有三层路面，都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下面的基础也为砂石混合土，色泽泛红。第11层路（L11）路面保存较好，路基以石块和废弃的砖瓦碎块为主体，厚达20多厘米。第12层路（L12)路面保存较好，厚约10厘米，以黄生土为基础。L12是目前发现的皇城中最早的一条道路。在路两侧都有多层叠压的房屋建筑，其中金代的F4和辽代的F13都发现有炕面残迹。
探沟内出土了一批丰富的重要实物。其中瓷器和数百枚铜钱的出土，为我们进行编年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还有一批十分丰富的动物骨骼，多有切割加工痕迹，对于研究辽金时期的生活习俗等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依据出土遗存的差异，可将这条南北大道分为辽金元三大期。第一期属于辽代，以L6、L11、L12、F13为代表；第二期属于金代，以L5、F4为代表；第三期属于元代，以L2为代表。依据出土遗物推定，辽上京城址这条道路使用时代的下限或许可到元代早期。
因为发掘范围较小，材料有限，所以，包括分期等认识还有待以后的考古工作验证。本次考古工作，促进了我们对辽上京城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思考（44）。
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到目前为止，有关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工作十分有限。因此，所做的历史和考古研究，还主要是依据仅有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进行的推断，最多关注的还是郛郭的有无问题。
客观地讲，将辽上京城考古勘查情况与文献相对照，可以达成共识的结论，只能是现在地表看得到的现象，或是经过考古科学发掘的个别典型遗存。如皇城的高度、城墙的长短、马面和城门的情况，以及皇城正南街使用的基本情况等。而具体的宫殿基址、衙署、寺院等建筑基址的确定，无疑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可以说，辽上京城址的考古还很薄弱，充其量就算刚刚起步，还没有大的学术进展和突破。
综合以往的考古工作情况，我们觉得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必须要慎重，必须要做宏观的把握和思考，必须要在确定切实可行的发掘方案和保护方案之后，才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否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文化遗产不可再生。
辽上京城址的考古研究不是简单地证经补史，而是从物质文化实物中，获得文献中没有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历史重建的目的。都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加速器，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史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1）《旧五代史》第1830页。
（2）《契丹国志》第238页。
（3）《新五代史》第888页。《辽史·国语解》对“四楼”有更明确的注释：“辽有四楼，在上京者曰北楼，木叶山曰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岁时游猎常在四楼间。”但是陈述先生对“四楼”有不同认识，认为，“西楼之名，并不是由于什么楼阁得名，而是迭刺（移刺）的译音。”载自《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4）《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第440—441页。
（5）《金史·地理上）》第561页。
（6）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据陈述先生考证，“西楼之名，并不是由于什么楼阁得名，而是迭刺（移刺）的译音。”若此不悖，这似乎说明迭刺部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人们习惯称上京城故地为“西楼（迭刺）”之地。
（7）《辽史·本纪第四·太宗下》第44页。
（8）《辽史·百官志一》第685页。
（9）《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第441页。《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则为“……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与《辽史》略有不同。
（10）也有学者认为“澶渊之盟”后，辽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上京迁到了中京。参见张修桂等《<辽史·地理志>平议》。
（11）《金史·本纪第二·太祖》第34页。
（12）史实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云奉使录》。
（13）《三朝北盟会编》曾记载天辅年间，祖州、祖陵、庆州和庆陵等建筑均遭烧毁，估计上京也可能有所破坏。《金虏节要》所载“昔金人初破上京，尽屠其城。后以有罪者徙其中，彼人视之以为罪地，如中国琼崖之类。地居燕山东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载契丹阿保机之西楼者是也。”若《金虏节要》记载属实，也应是辽亡稍后的事了。这正是说明上京城衰落的原因之一，城市的性质发生变化。
（14）《元史·本纪第一·太祖》第15页。
（15）《元史·耶律留哥传》第3512页。本节以下引文均出自《元史·耶律留哥传》。
（16）参见《元史·耶律留哥传》。
（17）从考古试掘的遗物看，辽上京城址内在元代前期可能仍有居民活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资料。《辽上京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清］张穆：《蒙古游牧记》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再版。
（19）丛佩远、赵鸣岐：《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年。曹廷杰于1887年做《东三省舆地图说》。
（20）［清］李慎懦：《辽史地理志》，《旧五史补编》第六册。
（21）［日］鸟居龙藏：《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燕京学报》第36期，1939年。参见《考古学 ょり见たる辽の 文化》。
（22）［法］闵宣化著、冯承钧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687页，商务出版社1999年。
（23）参见冯家升：《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6月；［日］江上波夫：《蒙古高原横断记》，日光书院1941年；［日］三宅俊成：《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东北ァヅァ考古学の 研究》，1975年。
（24）［日］杉村勇造：《辽の 陶磁》，《陶磁大系》第40册，东京平凡社1974年。现有学者通常认为，在上京内的西南部高地（有人称为日月宫）的所谓窑址，不可能是辽代窑址（窑址小，使用时间短，且不应放在皇城内），而可能是金代窑址。
（25）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白音高洛窑”，李文信先生称为“白音戈勒窑”。本文根据《巴林左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记载，改称为“白音高洛”。
（26）汪宇平：《昭乌达盟林东古城发现古代碑座等遗物、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汪先生报道了辽上京城的皇城南墙被沙力河（现多称为“沙里河”，也称“白音高洛河”）冲坏，缺口达200多米，以及发现龟跌碑座、城南的观音菩萨头像被打掉等情况。
（27）汪宇平：《昭乌达盟林东清理了十座辽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汪文中的“白音高劳村”，与李文信先生称的“白音戈勤”，以及本文的“白音高洛”，是一个地方的不同音译。本文统一称为“白音高洛”。
（28）郑隆：《辽代上京古城的遭遇》，《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郑隆先生指出，54年，昭乌达盟人民委员会要在古城内建公园，将皇城南面挖了几条深沟，同时在城墙西北角掘开20多米长的大豁口。56年旗人民委员会又在古城内种树苗、开渠打井，建宿舍等，使古城遭到第二次破坏。表现了一名文物工作者的高度责任心。
（2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0）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杨林、雷生霖、徐为群：《内蒙古东部地区古代大型遗址航空摄影考古勘察的初步收获》，《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1）齐晓光：《巴林左旗辽上京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文物出版社2000年9月。
（32）塔拉、董新林：《辽上京城址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9日第一版。另见《辽上京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年）》，文物出版社2003年。
（3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未发表。
（34）王晴：《辽上京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记述》，《文物通讯》1979年第8期。
（35）李逸友：《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辽金史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李逸友：《内蒙古历史名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年。
（37）张郁：《辽上京城址勘查琐议》，《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38）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
（39）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0）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7月。
（41）曹建华、金永田主编：《临潢史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文中认为上京城“前市后朝”的建筑布局，与中原“前朝后市”的布局迥然不同，这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中原地区的都城布局并不相同。汉代长安城大体属于“前朝后市”；而唐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就是在皇城前方的左右两侧。
（4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的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3）塔拉、董新林：《辽上京城址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9日第一版。另见《辽上京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我们垂直于大街开长20米、宽3米的探沟一条，文化堆积深达3.4米，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有保存状况良好的路面、车辙痕和路基，以及道路两侧的临街房屋建筑。出土遗物十分丰富，有不同窑口的瓷器、陶器、骨器、石器、铁器、铜器和铜钱，以及动物骨骼和建筑构件等。
（44）董新林：《关于辽上京城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思考》，待刊。
★本文发表于《北方文物》200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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