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刻花三鱼戏莲碗

　　内蒙古辽上京博物馆现藏有一件，出土于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双胜村的辽代刻花三鱼戏莲碗。高7.1厘米，口径26厘米，底径8.9厘米，胎厚0.5厘米。白釉微泛黄，斜腹卷唇，假圈足,釉面有部分脱落，露粉红色胎。碗底饰有添绿彩水莲花纹，内壁饰三条相互追逐的游鱼。这件瓷碗，工匠们通过游鱼与莲花，生动的勾勒出了一个妙横生的写实小景。

　　辽朝是游牧在我国北方的契丹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盛大的草原帝国。它不仅拥有着繁盛的畜牧业，而且还拥有发达手工业。其中的制瓷业在中国的陶瓷制作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辽瓷的器物造型是适应人民生活要求和文化传统而产生的。它不仅凝聚了契丹民族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契丹族与汉族杂居后所产生的文化共融。契丹建国后，随着对外的不断扩张，也从中原各个窑口虏获来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带回辽国，把中原的制瓷技术引进了草原，加之定居生活的开始，使瓷器制造业得以迅速的发展起来。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制作出精美的辽代瓷器，由于从事制瓷业的工匠大多都是中原的汉人。所以辽代的瓷器造型又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中原形式大都和同时代中原器形的样式一致。而契丹形式的器物造型多数是粗犷、雄浑、适合草原游牧生活的实用品。瓷器的造型一方面体现辽瓷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辽瓷的高超工艺和烧造水平。在这个时期辽瓷的装饰花纹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人物、动物、植物等。既有反应传统题材的又有反应时代题材的，常见的有牡丹、莲花、游鱼、大雁、虎、兔等等。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剔花、印花、贴塑等等。辽瓷继承了唐、五代时期瓷器绘画的特点，并融入了北宋的制瓷工艺。无论是描绘自然界里的动物、植物，还是反应契丹族的生活习俗，都采用写实的手法。比如：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三鱼碗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辽代的许多器物都装饰有鱼的纹饰。契丹人还会花心思把价格昂贵的玉制作成鱼形的饰件，如：在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十一件玉佩中就有十二条鱼。契丹人为什么对鱼情有独钟呢？这就要和契丹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了。

　　契丹人“居松漠之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畋猎生活。是一个“畜牧畋渔以食”的民族。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能获得食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猎和捕鱼了，所以鱼也成了契丹人的食物资源之一。建国以后契丹的皇帝仍然沿袭着“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传统习俗。因春秋二时最接近生活，所以也贴切的称为“春山秋水”。春捺钵时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钓鱼、捕鹅雁。《辽史·营卫志》二载：“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钓到第一条鱼，捕到第一只天鹅要设“头鱼宴”、“头鹅宴”，他们把鱼、鹅献祖，举行“祭庙”仪式，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两个活动，因为这是一年渔猎收获的开端，是丰收的象征。

　　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契丹人，由于生产力和认知自然的能力都极其有限，对于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有着非常强烈的依赖感，他们把动物当作纹饰绘在生活器具上，以表示对动物的崇拜。在这个碗上装饰鱼的纹饰，就说明了契丹民族对鱼的崇拜。一、因为，有鱼的水没有毒，可以供人畜饮用；二、就和契丹民族所信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生殖崇拜有关了。鱼多子，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那时，人类的自身生产困难重重，面临分娩、疾病、野兽等自然威胁，新生儿夭折率很高。契丹人崇拜鱼有超凡的生殖能力，就是企盼他们能人丁兴旺，子孙绵延，部族壮大。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契丹人信奉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他们把经常能捕获的动物制作成饰件佩戴在身上的习俗。就说明他们把鱼当作神圣的“压胜物”具有“护身符”的意义，可以为他们祈福、保佑平安。先人对鱼的偏好由来已久。农民辛苦劳作，希望丰衣足食。契丹民族把鱼纹装饰在与他们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品中，就充分说明了鱼在他们生活中、心目中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他们对鱼的喜爱之情。再有，“鱼”与“余”同音，常以鱼借喻生活富足有余，在器物上装饰鱼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许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