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辽代大雁纹饰春水饰品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收藏着两件辽代雕刻大雁纹饰的“春水饰品”。其中一件是出土于辽上京汉城的骨簪，这件骨簪通长约7厘米，簪体洁白光滑细腻。在簪体的前部刻有一只正展翅飞翔于祥云间的大雁，大雁引颈伸头两爪后曳奋力向前高飞。这幅纹饰设计合理、刻工精细，充满着轻松、舒展、自在、祥和的情趣。契丹人有用动物骨头制作饰品和生活用品的传统习俗，例如骨簪、骨梳、骨粉盒、骨刷柄等。1962年5月,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现改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辽上京遗址进行过调查勘探，在F6层，发现大量骨器和骨料。《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1994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云：“骨器出土25件，以F6和T2第三层居多数，计有簪、盒盖、刷柄、骰子等。加工过的骨料多出于T2第二层，计80多种。是采用牛、马、猪、羊、驼等的腿骨加工制成半成品。一般是将腿骨两端截平，中间锯断，或从中间纵剖分为两半。仅少数牛肩胛、腿、肋骨等未曾加工。”由此可见辽代的骨器加工当是有相当规模的。这件骨簪能够利用如此狭窄空间，充分展示出一只翱翔的大雁，可以称的上是辽代骨雕工艺的精品之作(见图1)。

　　另外一件是出土于，辽上京南部白音敖包的一枚透雕大雁纹饰玉石耳坠，其头部已残。耳坠的玉质为白玉，温润柔和、晶莹剔透。这件大雁纹饰耳坠所雕刻的大雁，正欲从池塘荷花丛中腾空飞起，大雁的下面一枝硕大的舟形荷叶将其托起，而大雁的羽翼部分恰好与荷叶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残缺的大雁头部应该是耳坠与耳环的衔接处。耳坠的设计构思和制作工艺上都非常精巧，而且整幅纹饰显得自然流畅，浑然一体，可谓独具匠心(见图2)。文献中将这类题材的辽金时期饰品称之为“春水饰品”。

　　辽朝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中国北方草原上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当时的契丹人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为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所以也就产生了契丹人一种特有的“依随时令、逐水草而转徙”的游猎活动，被称之为“捺钵”的传统习俗。“捺钵”在宋人记述中，解释为“行在” 、“住坐处”、 “驻扎营帐”、“宿顿”等意思。辽朝建国定都后，皇帝、贵族虽然吸取了中原先进的文化，逐渐开始建造城市走向定居，但是仍然保持着“四时捺钵”的传统习俗。平民百姓仍旧以获取生活所需品为目的，随时随地的举行着“捺钵”。不过这时皇帝的“捺钵”活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畋猎、娱乐、游幸活动了，而是皇帝巡视国土、巡察国事的政治活动。皇帝的“四时捺钵”(大臣、贵族等随行)是一种既符合契丹人传统生活习俗,又适合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统治方法。正如辽史专家傅乐涣先生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中所述，“所谓捺钵者，初视之似仅为辽帝弋猎网钩，避暑消寒，暂时游幸之所，宜无足重视。然而夷考其实，此乃契丹民族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在此。凡辽代之北、南面建官，番汉分制，种种特制，考其本源，无不出于是。”史载辽朝皇帝在每年正月即起营帐，率领众贵族、大臣到湖泊大泽。随着春天气候渐暖候鸟北归，便凿冰捕鱼、纵鹰鹘攫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得大鱼、捕获鹅雁要举行“头鱼宴”、“头鹅宴”庆祝祈福。北宋使臣晁迥对契丹人的“春捺钵”场景有这样的记述，“迥等使还，言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雁，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雁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配金玉锥号‘杀鹅杀雁锥’，每初获既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秋天到深山密林围猎，刺虎、捕熊、射鹿，以演练武力。因春秋二时“捺钵”最带有的浓厚生活色彩，所以将其贴切的称之为“春水秋山”。夏天皇帝则要到上京北部的兔儿山阴凉的山麓纳凉。召见各部落酋长。冬天到上京南部较为暖和的平原广平甸，召集大臣商讨国事。称之为“夏避暑、冬违寒”。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品的题材亦取之于生活。这两件“春水饰品”的创作题材，也正是对当时契丹人生活、生产事物的反映。在辽史泰斗陈述先生所著《契丹经济史稿》中,引用《北史斛律金传》，对契丹人捺钵习俗有这样的记述：“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雁臣”。正因两地转徙如候鸟鸿雁，固有“雁臣”之称,这是对有着捺钵习俗的契丹官员的一种形象地称谓。由此可见，大雁在“捺钵”活动中尤为重要，它不仅仅是“春水”活动所要获猎的自然对象，而且还具有着代表“依随时令转徙”的象征物。契丹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认为万物皆有灵。例如：辽地山林中多麃鹿，麃鹿亦是契丹人重要生活来源之一，他们每次进山猎麃鹿都要祭“麃鹿神”。《辽史?国语解》有云：“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其“厌祭”条还说：“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厌，诅敌也。”上述皆说明，契丹人把他们经常要猎取的动物，不但作为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源，而且还当作神圣的“厌胜物”。因此才有将生活中所获的猎物作为纹饰，雕刻在随身佩带的饰品上，制作成“护身符”的习俗。这样可以起到祈福保平安这种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契丹人，生产力和认识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对于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有着极其浓厚的依赖感，认为动物与人类有着先天习性或后天习性的相似性，因此也就出现了将动物表现在舞蹈、纹饰上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这里的大雁纹饰也正是当时契丹人，怀着崇敬心理表现出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之一。另外从审美的角度看，大雁体性温顺、飞翔在天空时姿态优美，将这样生动美丽的形象作为纹饰，装点在随身佩带的饰品上，自然有锦上添花之美。

　　这些“春水饰品”题材的创作，表现出当时契丹人对“春水秋山”活动的向往，也突出了“捺钵”习俗在契丹人心目中神圣地位。将既可展示出生机勃勃的“春水秋山”活动，又带有“护身符”意义，而且又充满着美感的纹饰雕刻在饰品上，制作成“春水饰品”随身佩带，由此可知当时契丹人浓厚的游牧生活气息和特有的民族习俗。在当时社会这类题材的“春水饰品”肯定是大受人们喜爱。